《中国日记》讲述一位巴西学者的中国观察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间铸就坚韧

2019年,弗朗西斯科·福特·哈德曼从巴西来到中国,担任北京大学葡萄牙语专业的客座教授。2020年,百年不遇的疫情爆发。巴西旗士电视台邀身在中国北京的哈德曼录制视频,《圣保罗页报》邀他撰写观察记录,其任教的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校报专门为其开辟专栏,新闻网站“坎皮纳斯来信”积极转载这些落笔于2020年1月30日至5月15日期间的文字。

对于巴西人来说,这是一次观察中国人的绝佳机会。很长时间里,在巴西人民眼中,中国人民的形象堪比“开始”“初次”以及“先有蛋还是先有鸡”的原初性神秘。

学校的食堂里几乎一个人都没有。地铁的站台空旷得惊人。冬天里阳光普照,这在不久前还是极为罕见的事。然而,却没有什么人去享受。

小区广场上那群打太极拳的退休老人去了哪里?另一个广场一向是孩子的乐园,那些妈妈们和奶奶们去了哪里?春节前的那些寒冷清晨里闹哄哄的孩子们又去了哪里?那个小卖部的女人去哪里了?清洁女工,你们藏在哪里?

北京大学校园暂停对校外访客开放。学校延期开学,时间不定。春节假期延长,返工和人口流动推迟。春节是引发世界上围绕单次事件的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。对世界另一头的人,可能是小题大做,但鉴于中国的人口体量,这些措施十分必要。

在巴西狂欢节的队伍里,尤其是在里约,“皇冠病毒”字样成了很多人的变装打扮,有男也有女。当今的流行语是:今天看起来比昨天还糟糕。或者借用报刊专栏中一句睿智的话:威胁我们(巴西)的不是冠状病毒,而是一种更加悲剧、更加无法医治的病——整个国家的漠不关心。

我住的小区原本有三个门可以进出,有四条南北向的路、五条东西向的路,构成一个长方形。如今在唯一开着的大门前,有一块电子屏,上面显示着醒目的标语:万众一心,坚定信心,科学防控,战胜疫情。

两位向来和蔼可亲的小区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卡片,上面写有我的个人信息,这就是我在封闭管理期间的通行证,我感到一丝喜悦。护照不管用,访问学者证也不行,都过时了。现在这张通行证上写有我的名字和住址,背面还有温馨提示:“勤洗手、戴口罩、常通风、勤锻炼、不扎堆、讲礼仪、稳心态。”据我的同事樊星解释,最后三个字是不要过度担心的意思。

我想到我在北京大学的学生,有几位将于今年8月前往巴西,在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院进行一个学期的校际交流。我们怎么能不呼吁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师生,尤其是学生们,张开双臂,迎接他们的到来呢?

在成府路上,那一家友善的潮汕家族餐厅已悄然恢复营业。店主全家人都认识我,很开心地招待我。门口水缸里的活鱼,由于疫情又获得了生机,活蹦乱跳的,看起来也很高兴。店主一家和人数减少了的员工围坐在圆桌前,这是一起用餐的最传统方式。我的到来并不会打扰他们的盛宴。

之前疫情仅限于中国时,西方一些迷信、刺耳乃至歧视的声音,都预言这条亚洲巨龙会摔个跟头。然而,在这里所能感受到的是,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间建立了一种由挫折构成的文明,学会了耐心,学会了在加速行进的资本主义时钟之外的等待。虽然他们辩证地接受了生产与扩大化再生产的交换价值学说,但人民的集体观念与国际合作的思想超强。

中国人的耐心就像他们的皮蛋一样。我的同事樊星向我介绍了这种蛋:它要长期保存在特制的外壳中,里面混合了黄土、草木灰、石灰、食盐和淀粉等等。这难道不是人间美味吗?网上的那些视频称它为“臭蛋”或“坏蛋”,都属于数字化愚昧:基本相当于称葡萄酒为“烂葡萄汁”,或者叫啤酒是“酸酵母汁”。我很喜欢它精致的口感和样子——蛋白变黑,接近暗绿,透出几何图案。这种制作与保存蛋的技艺有着上千年的传统,对应农村食物匮乏的时期。和我们的面包、奶酪、培根以及发酵果酒的历史也没什么不同。

三轮车这种交通工具完美融合了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古老及现代。若是没有这些无可替代的各色三轮车的参与,北京及中国大部分城市的物品流通,快递、路边小摊、外卖、送水、垃圾回收、街道清扫,就不会有如今的速度,范围也不会如此之广。

虽然这些服务已适度恢复,但还不能进小区,我仍然很想念那些三轮车。如今的三轮车基本都是电动的,有强大的充电系统,大部分时候都比较安静,除了它的系统警告音和启动提示音。

我徒劳地寻找着三轮车。想在不经意间看到那位卖栗子的女士的三轮车,也想看到小区小卖部那位女士的三轮车。在寻找它们的过程中,所有人都知道,待生活重新恢复了流动,它们会再次主导我们的城市风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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